“珍兒前腳把老爹老娘送上山喲，後腳就兩腿一伸，見了閻王爺”
我媽對珍兒家一向頗有微詞，突然聽她冒出了這一句。其實楊家堤七十多戶，戶戶莊稼人，家家幾畝地，能有什麼天方夜譚，奇聞軼事，值得在五十年後拿來說長道短？
同是60年代生人，珍兒的家境和我媽家可說天差地別。珍兒家祖上本是遊民無賴，平時好吃懶做，靠著給老楊家太爺打長工短工活著。我們老楊家可發達啦！不但楊家堤的堤上的柳樹，地裡的稻穀，湖裡的荷花都姓楊，太爺的親兄弟在鄉里當官，子姪送去了宜昌的“學堂”裡唸書，以後是預備下東洋，西洋的哇！然而解放的春風一吹，土地改革，打倒地富壞反右，把命運這塊蹺蹺板，吹向了珍兒一家。
但要說珍兒家全憑貧下中農的帽子脫貧，也不全對。最大的轉折點，是珍兒父母在家境好轉1950年代連續生養了四個兒子，其中一個參加了越南戰爭並犧牲 （後來我們知道是被俘虜了，去了台灣）。因為是烈士親屬，珍兒的幾位大哥紛紛被推薦讀大學或者參軍，在改革開放前就躍出了農門，實現了許多農村子弟的畢生夢想。
所以，我媽心裡的微妙我只能猜上一猜：翻身貧農的女兒和落魄地主家的大小姐，難免有些齟齬吧？我以為我媽會立馬白嘉軒上身，反覆述說楊家如何數代人勤勤懇懇，一文一文地攢下了好大家業；如今珍兒家的得勢，豈不是對“耕讀傳家”的最大侮辱？我媽卻反駁道：“我們好著哩！一起玩大的！”
原來她們曾在楊家堤唯一的小學讀同一班。珍兒是他們家最小的女兒，比我媽還大著三四歲。楊家堤上上等家庭最小的女兒，肯定是掌上明珠吧？
“才不是呢。她爹媽都忘了她一個姑娘家要上學這回事了，快十歲了才趕趕著送過來。”
她學習怎麼樣？
“學習肯定是我好些！她的話，想唸肯定是可以繼續唸的。”
我媽小升初應該是在文革剛結束，改革開放還沒開始的這個時間點。當時文教條件蕭條已極，讀初中必須去四十公里外的鎮上住校；外婆的肺病日漸沈重，家裡又有兩個年幼弟妹。這是何等的內憂外患！那年秋天格外蕭索，外公東挪西借，全家咬著牙，拼著一口氣送大女兒進了鎮一中；然而我媽最終沒在校園裡和珍兒重逢。
珍兒怎麼不上學？她去哪裡了？
“在家裡好幫著爹媽幹活。她幾個大哥都出去做事了，家裡沒人幹活”， 我媽講話尖銳慣了，這時帶上了明顯的憐憫與不滿：“她爹媽都是人精！盼著兒子在外面出人頭地，又防著女兒走了沒人伺候自己。”
她去哪裡自不用問。我媽高考那一年她嫁了人，噢，不對，是招了上門女婿，畢竟爹媽離不了她。招贅，農村的贅婿自古以來是家庭和個人條件最差的一群人。以珍兒的條件，如果外嫁肯定能和不錯的人家結親，但誰要她爹媽不放人呢？
之後我們就不太清楚了，我媽在參加工作，和我爸結婚後就把外公和太婆接進城了，永遠離了楊家堤。我只能猜測，珍兒家自分產到戶之後至少還是殷實的。進入1980-90年代，貧農身分再也不吃香了，大學生才是香餑餑。其次就是下海做生意，最次是進城打工：誰要土地裡根本來不了錢！
她不是還有哥哥嗎？城裡條件好怎麼不接父母過去？哥哥資助一下也不會差吧？
問題一出口我就打住了。且不說城鄉二元戶口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塹，隔在農村父母和城市兒子兒媳一家之間；就算隨兒子去了大城市，兒媳不是自己親生的，怎麼會照料得比女兒舒坦呢？另外一個不太方便宣之於口的原因是，老人抗拒火葬，人死在城裡可逃不了這一遭。還是家裡好！女兒好！
“是吧，是給點錢吧，種田不來錢”，我媽忿忿地說，“比她歲數大的春兒姐，小蘭姐都出去打工掙錢了，錢多點人自由些。她還拴在家裡，一邊種田，一邊伺候兩個八十多的老人。”後來聽春兒姐說她老得快，腰彎得不像五十出頭的人。再後來，珍兒爹媽年邁去世，不久後珍兒去世的消息也經一通電話輾轉帶來。
珍兒的故事確是不是什麼天方夜譚，我想。不止是在荊江靜靜流過的楊家堤，在整個江漢平原，在神州大地，世界盡頭，到處是這樣的珍兒。一生任勞任怨，而不能決定自己的一生，對於女性並不鮮見。她可以是誰的母親：在作家柔石筆下，為奴隸的母親春寶娘可以被丈夫“租”給鄉紳懷孕生子。她可以是誰的姐姐：錢鍾書在《圍城》裡借飽小姐的身世說得明明白白，澳門人第一胎總喜歡女兒，為的是個能給母親幫手，也能照料弟妹免費女傭。她還可以是誰的女兒，是誰的妻子，誰的妹妹，唯獨不可以是她自己。她絕不可以為了自己的一點點快樂，丟下了鋪滿塵土的生活，丟下了日復一日的義務勞作，丟下了溫柔恭良，丟下了肩上沈重的擔子——在某一天，這擔子已悄然變成鎖鏈。
電話裡，我媽在追問珍兒最後的情況。後來有誰在照顧她？姐夫（珍兒丈夫）身體還好？家裡人（葬禮）都回去了嗎？但我們再沒機會問問珍兒自己了。送走爹娘上山後，她知道日子也在追趕著她嗎？這鎖鏈給她留下了渾身的病痛，讓她那麼輕易地就被追上了，一眨眼就被楊家堤的土地吞沒。
寫到這裡，我感到的不是悲哀而是憤怒。後人哀之而不鑒之，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！
